一条甘蔗可以有几种用法,这是好事,但想要让人进一步投入甘蔗种植,这就需要用到组织力相当高的团体。
贞观十九年的大唐朝廷,的的确确做到了“威加海内”,但“千古一帝”真正皇权下乡的地方,也依然只是长安和洛阳两个京畿地区。恰好这个地方更适合种粮食,而不是种经济作物。
又或者说,种经济作物的回报率,并不比种粮食高多少。
至于江南诸州县,不拘江东、江西,当年为了“维护地区和平”而进行的“怀柔”政策,后遗症显然就暴露了出来。
江西还好,因为“地上魔都”的特殊性,地方世家被暴力洗牌一次,新兴的“乡贤”“诗书传家”想要重新建立,起码也要五六十年的时间。而这个过程中,老张会不会拎着屠刀把曾经的小伙伴再杀一遍,也是不能预料的事情。
反而江东甚至是岭南,这种山高皇帝远的地方,李董倒是颇有机会通过“权威”来影响。
哪怕老张的“授业”恩师陆德明,本质上,还是吃贞观皇帝俸禄的世家族长。他和张德,只可“同富贵”,不可“共患难”。
贞观皇帝“权威”的具体表现,就是通过朝廷大政,更迭官吏升迁的考绩标准。
从以前的“劝课农桑”,李皇帝下令,往后升官发财的唯一指标,就是GDP……不是,就是种多少甘蔗。考绩标准的改换,自然而然地让那些不在京畿范围的州县,点头哈腰地折腾一下。
而李董又是个讲究实利的老板,为了防备风险,他霸道的同时,又相当的冷静,一如既往地会在某个地方搞试点。这时候试点的摘选,就要看当地巨头的眼力如何。
如冯氏、冼氏,是打定主意跟着李唐皇室走,才能稳稳地盘亘广州开枝散叶,那么,当中央提出这么一个要求的时候,自然是忙不迭地拥护。
这和某条土狗跟李董一起玩混合双打不同,冯氏、冼氏,颇有“为王前驱”的意味,只要甘蔗再度扩产,“甘蔗酒”行销暴涨,皇帝自然不会吝啬分一杯羹。
“操之,‘蔗酒’当真如此产量?”
江西总督房玄龄虽说从曹夫子那里知道了“甜蔗酒”自古有之,但还是觉得有点奇怪,要是这酒真的这么牛逼,古人除非疯了不推广。
老张费了好大的唇舌,这才解释甘蔗种植需要的水利设施、地理环境、气候要求、土地规模等等条件,并不是历朝历代都能搞定的。老张尤其是拿云梦泽做了例子,两汉四百年,楚地就跟云梦泽干了四百年。
再往前推,春秋战国时期,楚国为了增加土地产出,更云梦泽也没少缠绵。当年楚军还装备过鳄鱼皮、犀牛皮的皮甲呢。
至于吴越之地更不用说了,杨广修的大裤衩运河,南运河江南江北段,那都是春秋战国时期吴国憋了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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