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为一个时刻在学习的顶级官僚,马周的智力是无可挑剔的,黄门侍郎刘洎在马周的指点下,发了一篇《约束藩王论》。
一时间,引起了宗室的极大反弹,乃至到各路洛阳新贵及玄武门元谋功臣,都觉得这未必就是要“约束藩王”,大约是醉翁之意不在酒,是不是要搞“大约束”?
封建帝国的京城,天然地成为最没有“王法”的地方,这里维持社会运转维系人际交往的准绳,只看靠山大不大,背景厚不厚。自兴建洛阳宫至今,数年光景,洛阳从原先的东都,已经恢复生产再度繁荣,累积囤聚的财富,无数权贵在垂涎。
旧年一栋南城的宅院,那值个什么?随便一个淮扬大商,买了就是买了。到如今,却是天翻地覆,南城那些房东,只是用来做“客舍”,旬日收一回租金,一年下来,就能赚出以往一代人的财富。
这是难以理解也难以想象的。
刘洎的《约束藩王论》,其底气来源于侍中马周,而马周自东宫起家,从来都是要约束藩王,震慑宗室的。
皇族大多不事生产,不拘是经济军事,通晓一二者屈指可数,泛泛如豚彘者,却多不胜数。
又因为天然地有个好光环,导致那些底气不足的事务官,不得不选择妥协、包庇、纵容,乃至越发不堪。
倘若还是“以农为本”,“民以食为天”,马周并不会如此,事情点在约束藩王上,也就到此为止。但是当今世上,一个农户一年所得,是远远不如新南市任何一个工人哪怕是学徒工的。
新南市在早起经历了疯狂的恶性竞争、暴力冲突的野蛮对抗期后,在“有识之士”的斡旋下,逐渐趋于平静。又因为优质工人的价值一步步提高,社会的普遍道德评判,又是基于“士农工商”四等,于是竟然是发展出了相当怪异的“百工行会”。
“百工行会”并非是什么香堂会水的组织,它诞生的那一刻,就有着官方介入的背景。朝廷一面要从商人手中“收税”,一面又要防止“收买人心”的巨富,而震慑巨富的方式,朝廷是双管齐下的。
首先自然是“富不与官斗”的权大于钱,其次,则是“以民为本”的统治基调,让基层官僚以“父母官”的身份,站在“百工行会”的一侧,去要挟威慑巨富大商。
官商勾结虽然依旧存在,商人巨富依然可以收买那些底层官僚,但“先进”的审计官僚进入体制的同时,和商人打交道的官僚们升官发财的权重,却并非来源于商人的支持,这就稍稍地保证了工商之间的平衡。
尽管哪怕是最繁荣的新南市,工人的单日工作时间,往往都在五个时辰以上,甚至六个时辰,但因为这种奇葩的平衡,却也让商人不得不保证工人在为他们创造产值的同时,他们要提供足够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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