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帕拉瓦国崇拜湿婆神还是毗湿奴,皇唐天朝根本不关心。哪怕是“广交会”把帕拉瓦王朝给灭了,国朝内部真正关心的,还是有多少收益。
帝国的高层精英,现在有一个账,中国内部的疯狂冲刺,需要外部的疯狂掠夺来补充。
光靠挖地三尺来剥削普通的底层,杯水车薪啊。
在野的有识之士相较在朝官僚有一个劣势,就是在把握经济脉络上,要慢很多布。很多估计,都是模棱两可的猜测,需要靠顶级在野人才的推演才能抓住那么一丢丢蛛丝马迹。
而七部大佬要干得是什么?汇总数据,然后经过两个批次的调研,什么都有了。
部堂级的高官,未必就是顶级的数学天才,也不需要对万事万物进行推演联系。他只要从数据和调查报告中,获取最直接的反馈,然后布政施政。
最近几年海外、域外的收入比重越来越高,中国内部的实物税重头,也从清一色的粮赋变成了经济作物税赋逐渐拉高。
比如棉赋、糖税、青料税等等等等,甚至因为票据逐渐发达的缘故,市场中的中介,也就是“市侩”,从一开始的小日子悠哉悠哉,也要考虑缴纳一定比例的交易税。
甚至钦定征税司衙门提拔了一批汉阳出身的数学强人之后,同一个物料加工出来的商品,税额也是不同的。
“增值”这个概念,汉朝就有了。实际上哪怕发展到了贞观二十六年的地步,整个唐朝的税务系统相较汉朝,广域来看依旧是落后的。
因为汉朝最巅峰的时刻,税务系统的最低一级吏员,是下放到“亭”这个单位。至于说户籍管理系统,贞观二十六年的唐朝,也就只有武汉能够和汉朝比,同样属于相对发达的苏杭、淮扬、关洛,依然远不如汉朝。
但是,贞观朝因为超强的经济总量,以及和汉朝同样的“独孤求败”霸主地位,李董头上戴一顶“功盖秦皇汉武”,假假的还是够了。
国内繁荣的社会经济,指望延续传统的农耕来支撑,那是远远不够的。仅仅是投资这一项,唐朝为了获得足够的贵金属来稳定货币市场,就开辟了至少五个大规模的海外领地。
其中最为重要也是最为高产的地区,还派遣了皇太子来镇压,足以看到帝国高层为了保持经济繁荣增加个人财富的愿望,是何等的强烈。
所以当冯智彧在长孙皇后面前竹筒倒豆子一般交待了一切情报之后,长孙皇后瞬间就在盘算其中的收益。
这跟女圣陛下个人的道德节操无关,纯粹是政治生物的本能。
再者,冯氏的特殊性,也更加方便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们进行遥控压榨。
“这个那罗僧诃跋摩现在何处?”
“上海。”
说完这一切之后,长孙皇后就让冯智彧退下,贞观二十五年,对冯氏来说,就这么带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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