挂在江汉观察使府名下的办公室极多,大多都是府内临时增补的差遣,因为朝廷没有给官帽子,这事儿就只能内部消化。事后如果办公室成员事情办得漂亮,那么张德再问洛阳要官帽子,落实这个差遣。
对想要仕途上有所追求的精英来说,张德这种做法其实相当不错,一个英杰的成色如何,看江湖吹捧没有意义,要看实际业绩。
业绩可能会造假,但在武汉造假的成本,远比在中央朝廷还要高。
“外劳办”的主任是张贞,原本张贞是不愿意去的,这是个苦差事,做得好功劳谈不上多大,油水也基本没什么。能从外来务工人员榨什么油水出来呢?又不能把他们当奴隶卖出去,想要私自收留,胆子比天大才敢这样干。
最大的油水,也无非是赚点劳务中介费,根据不同行业的需求,来择选不同的成员。
工场主挑选工人,那肯定是希望老实听话肯吃苦最好不要工资还倒贴的,至于工人寻摸活路,想的也是东家是个傻叉,白给钱让他每天耍钱逗乐子还配个小娘子暖被窝……
双方需求是冲突的,不可调和的,而“外劳办”,首先就是要解决工人的岗前培训问题。
让外来务工人员,在思维上要达到武汉普遍社会的最低要求。小农对时间的支配方式,是绝对不可能符合工业生产要求的。至于一些奇奇怪怪的乡风习惯,在工场之间,也不可能随随便便。
一个能在田间地头唠嗑,在垄沟田地之间拉野屎的小农,让他明白拉屎撒尿不能在厂房里,需要的过程非常漫长。
似千几百年后能够迅速适应工业化生产活动的农民工,本身就是独一无二的。让某些生物觉得尤为奇葩的中小学日常行为规范,才是真正把《弟子规》等糟粕摁在地上摩擦的无上宝典。
贞观二十四年武汉面对“打工潮”,一线人员的压力之大,是前所未有的。绝大多数小农连左右都未必能够分清,当然他们知道自己哪只手拿筷子吃饭,但未必知道自己拿筷子吃饭的那只手是左手还是右手。
他们没有方向这个概念,地理距离的认知,往往是用某棵树某个山头作为座标,然后用走路“一顿饭”“一泡尿”等等事情来加以衡量。
他们也没有时间概念,最精致最有定时思量的事情,大概就是鸡叫多少遍就起来……
武汉现在不少工场区的工人,曾经也是这么过来的。他们从鸡叫三遍起床的模糊时间观念,到半夜十二点准时叫鸡的精准时间观念,改变这一切最少也是三个月。
除了这样那样的问题,贞观二十四年“打工潮”的外来务工人员,还不存在纪律这个概念,面对工头,既无知又无畏。
毫无疑问,冲突在所难免,对张贞的挑战,也绝非只有这么多。
面对“打工潮”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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