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百万人口的城市,且不说城市的阶层分布如何,仅仅是要维持两百万人口的稳定,就已经是相当考究地方政府的管理能力。
贞观朝以前的经验,也就是百万人口。这差不多就是农耕条件下的极限水准,超过这个数量,每增加十万人口,需要配套的各种官吏、服务人员、资源……就不是按照十万人的规模来增长。
归根究底,在农耕时代的各种工具水平约束下,交通物流是有物理上限的。牛车不可能拖拽十吨二十吨的货物,乌篷船不能像重载列车一样污污污几十公里,土地产出也不会跟撒了金坷垃一样亩产一千八。
再加上官吏选拔需要的制度建设,背后隐藏起来的教育筛选,种种条件多重作用之下,才演变成了长安洛阳这种典型的古代帝国都城规模。
当社会生产力大大提高,才能随之而变,于是就能扩充城市人口,两百万、五百万,乃至千万人口规模的超级都市。
但即便是老张非法穿越之前,真正能够流畅运转百万城市人口的国家,也依然是少数。
这也是为什么当武汉人口踩在两百万这个数量上的时候,不管中央还是地方掌控教育的巨头,无论他们愿不愿意,都认可武汉把教育权下放,甚至还进一步普及医疗卫生机构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。
现实需要会倒逼制度变革,这不是某条工科狗的个人意愿,而是两百万人口的“集体意志”,哪怕明白其中道理的人,可能仅仅是武汉官商集团的精英。
但是,想要阻挠这种“自然而然”的变革,是需要付出代价的。要么和武汉两百人口打一仗,通过暴力手段来强行抑制,要么就只能放任自流。
贞观二十三年早就不是贞观一二三年时期的“一穷二白”,已经颇为有些家当的地方巨头,跟武汉这帮臭土鳖火并,大概是不情愿的。
倘若朝廷自己下场,他们倒也愿意推波助流,有钱的出钱,有力的出力,什么都没有,吆喝两声助威也是可以的。
那么,当选择妥协的时候,“道德”上就会出现滑坡,尤其是精英阶层。其心理转变,大概就是从鄙视土豪变成和土豪共存最后变成和土豪勾结……
正如窦氏玩狗,就是这个套路。
没有武汉,他们玩狗不如玩蛋。
但有了武汉,他们玩狗,就能玩出开元通宝,玩出贞观银元,玩的就是一笔笔货真价实的钱。
尽管干得事情实在是上不得台面,做“掮客”,原本是窦氏比较鄙视的事情。
然而看在开元通宝的份上,只要钱到位,出来卖都行。
窦氏在贞观朝除了出驸马、太常寺卿、民部尚书之外,捏着鼻子,在洛阳宫,也拿下了“狗监”的位子。
整个大唐能被堂堂正正称作“狗官”的人家,只有窦氏。
当敦煌宫新的一批军犬采购清单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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