是刻意去远离群众生活的,他们反倒以票房高为耻。
所以在我国的电影业内,喜剧电影的存活空间一直都很尴尬。
事实上,要不是陈老爷子是京影厂的党委成员,有一定的小权力。
不惜倚老卖老,舍了面子,亲自抓了《瞧这一家子》和《夕照街》的剧本。
这两部影片压根就不会出现在京影厂的拍摄计划内。
自然也就不会有“二子”这个经典的人物形象展现在观众们面前了。
其实,就连《吃面条》这部小品也是一样的。
定节目的时候,就因为这个节目太逗笑了。
反倒因为顾忌不太严肃,缺乏思想性,没人敢拍板让它上春晚。
要不是社会经验丰富的“红叶”,一直厚着脸皮拉着陈培斯在没被承认的情况下,坚持蹭车、蹭房参加“春晚”排练。
再加上黄导格外看重,最后关头,他像当初支持谷依一样的力挺这个节目。
如此经典的曲艺节目,恐怕也会无缘与全国的老百姓相见了。
由此可知,在这个特定的年代,陈氏父子要想把他们的喜剧真的搞成系列电影,到底需要克服多少艰巨的困难。
别的不说,拍摄之初,这“求名分”的一关就先把父子俩给难住了。
因为哪怕有《夕照街》的良好反响和热度,可没用。
老爷子为了前面拍的两部片子已经欠下两笔人情债了。
短期内还想继续拍摄喜剧片,是不可能再获得京影厂支持的。
而陈培斯又是隶属“八一厂”的演员。
军队制片厂对拍摄内容的要求更加严肃,压根就没有喜剧片的名额。
这样一来,他们就不得不低声下气四处求人,千方百计的找门路,给自己的电影弄“准生证”。可惜上赶着不是买卖啊,求人哪儿是那么好求的?
这个过程注定会受到歧视,甚至是饱含屈辱的。
像去年,陈培斯和“红叶”还没走红的时候,曾特地坐火车带着他们自己做的剧本远赴“西影厂”。
却没想到,那个因支持艺术片为“第五代导演”们集体感念的西影厂厂长,甚至都懒得出来见他们。
只派一个副厂长很随便的翻了翻剧本,就明确的做了回绝。
“这类电影我们不做。”
再往后,陈培斯和“红叶”无一例外都撞上了这样敷衍的软钉子。
于是回去之后他们疲惫不堪的一商量,只能迫于无奈地采取“先上车后补票”的办法。
那就是去外面想办法拉来投资,靠自己的力量先拍摄电影再说。
他们把美好希望寄予在了未来的运气上。
认为或许拍完了电影,“名额”问题就解决了呢?
没准人家也是怕给了“名额”,他们再提出资金和演员的要求,这才借口推脱的。
也正是因此,随后才有了“红叶”和陈培斯借着洪衍武婚礼卖人情,然后请客吃饭找他拉赞助的事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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