现状对经济制度变革的促进作用,接下来还得谈谈这四十万人对经济消费的直接提升。
1979年的京城,每天似乎都是从拥挤中开始的。
在公交车站,在地铁站台,在百货商店……以至于连买早点也是人满为患。
因为只要这些待业青年每天照旧无事可做,那就少不了要结伴上街。
而上街往往就要花钱,哪怕是二分钱的大碗茶,五分钱的汽车票,一毛钱的榨菜面,或是一毛五分钱的电影票……只要兜里有,这些最基础的消费是免不了的。
还别看这些返城的知识青年多无职业,但他们的父母是有职业的。于是能满足他们精神匮乏和肠胃饥渴的电影院和餐馆,就分别成了最大的受益者。
1979年夏季的电影票房呈现史无前例的飞速增长,让京城的任何一家影院都变得繁忙无比。
而为了尽量多的接待观众,各家影院都根据自身条件增加了放映场次。
无论周末还是工作日,从早起来九点,有时候八点场,一直到晚上十二点。一共要放上十二场到十三场,中间机器基本没有什么休息时间
在这种情况下,惊险样式影片《保密局的枪声》足足吸引了六亿人次的观众先后走进影院。这部影片也成为了在武打动作片《少林寺》上映前,国产电影的一个票房标杆。
虽然这其中,待业青年的票房贡献没有人统计过具体数字,但场场爆满的本质现象却完全可以说明一切。
因为在这个绝对划一的年代,有工作的人是不可能在上班时间去电影院的。
同样的道理,餐馆里也是一样。
1979年,相声演员高英培和范振钰一起录制了一部名曰《不正之风》的相声作品。
在这部具有现实讽刺意义的相声作品中,作者将拉关系、加塞儿,只为了买两张油饼儿的事儿,冠以不正之风的帽子。
今天听起来似乎有些上纲上线。但从这段相声可以确定的一个现实是,在七十年代末,上餐馆里吃饭需要排队的现象越来越严重。
不用说,这一点也要归咎于大量返城的知青的头上。
而明证就是知名的大饭庄尚可得到较安逸的就餐环境。但越小的饭馆人就越多,炒饼、榨菜面的销量骤增,人多餐馆少的现象彻底成了时代标志。
对洪衍武而言,这两种社会情况的影响是有好有坏。
糟糕的是,他在外边吃饭变难了。
他常去的家门口的“新光饭馆”一样变得人满为患,就连认识人也没用。因为排队的人都站在吃饭人深厚,踩着凳子腿上的横梁。
这种情况,很难给他安插座位。
而与他相比,“新光饭馆”的前堂后厨怨气更大,无论是服务员还是大师傅,都对工作舒适度的斗转直下大为不满,每天都是骂骂咧咧的。
这种气性自然都转到了顾客头上,可即使这样也绝对没有人对饭馆的环境有任何挑剔。
因为这年头,人的概念吃饭就是吃饭。就连对饭馆的大蓝边碗和勺子,所有餐具都带伤,一不留神就能伤了嘴也不敢挑剔半句。
当然,乘车、洗澡、买东西也同样受此影响。在京城里,第一次让人感到了人口突然爆炸带来的为难。似乎就连呼吸的空气都变得紧缺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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