无意当反对者,更无意去挡那些利益集团的财路,但如果有机会解决他正犯愁的资金流通性不足,他不介意指使老部下们去引一场经济展的辩论,哪怕只是在内参上进行辩论。
见昔日的上司笑而不语,只闷着头切牛排,纳闷的闻进想起了当初在sohu时的一件旧事。那年南方暴洪灾,几乎所有的记者奔赴南方做抗洪救灾的报道,有些正义感过剩的同事揭露了一些黑幕,老上司先把那些黑材料转给党媒,等对方报道后再跟进。
可是,等那些不听命令的同事回京后,等着他们的是公司劝退。虽然公司给予了丰厚的补偿,而且向各级党媒推荐他们,公司上市时还赠送给他们股票,但也清楚得表明了老上司的立场——政治是红线。
琢磨了一阵,觉得把握到了老上司想法的闻进,不再谈论这个问题,反而请教进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。
“头,如果您是政策的制定者,应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?”
这就对喽,李家明这才停下手里的刀叉,笑眯眯道:“我们假设一个可能会出现的现象出现了,会出现什么问题呢?”
这话很绕口,但闻进琢磨得出其中意思,连忙又把iphone拿出来关掉,李家明这才用经济评论家的口气道:“以行政命令的方式,“勒令”已经获得产权的煤老板交出产权,肯定能够成功。然而这种成功后的模式,很可能会成为未来政府对以前的制度错误进行纠偏的通行方。
那意味着什么?
那将意味着,改革3o年来好不容易培育的一点依法行政和尊重私人产权的基本理念,都将荡然无存。无论煤老板多么可恶,但是我们不能否认,他们其中的一些人获取煤矿产权的合法性不容置疑!
我们再往后面推导,如果让清一色的国有煤炭企业接盘,这种关门来搞改革的做法不仅违背了竞争原则,更违背了多年来改革国资最终从竞争领域退出的重要共识。
如果政策制定者,以国有煤炭企业可以提高煤炭行业的安全,为这一新制度辩护;而考证现实却现,近年生的重大事故,恰恰多数为大型国企所为,政策制定者们将失去这一制度最后的‘正当性’。”
李家明讲得很慢,闻进也用脑子拼命地记。任何一项政策出台,都会先吹风,然后再在小范围内讨论,如果这女人能挑唆那些以前被辞职的老同事把这些东西表在内参上,再加上煤价的突然暴跌,那就好玩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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