所谓走出去,便是主动贩货到海外。
对此,宋朝一直是持鼓励态度的,所以私人海外贸易日益兴盛。
特别是南渡后,大规模航海贸易盛极一时,出海贩利成为沿海地区的普遍现象,许多人世代相袭以此为业,海商阶层应运而生。
从东亚、东南亚、印度半岛、波斯湾乃至非洲东海岸,到处都有宋朝商人和水手的足迹,最终取代了大食商人在印度洋和东南亚的海上优势。
可惜这迅猛发展的势头却在五十年前被突然打断,由盛转衰。
那是开禧年间,权臣韩侂胄主导了一次对金北伐,可一来准备不周全,二来拖后腿的人太多,所以结果只能黯然收场。
老韩自己丢了性命,脑袋被砍下来送去金国赔礼,这还不算,惨败之后要与金国重修和约,就得满足对方更加不平等的要求。
原本宋金两国皇帝是侄叔相称,这回金国就要涨涨辈分,改成了侄伯关系,岁币由之前每年银绢各二十万两匹统一增加到三十万,另外还要给金国三百万两银子的赔款。
这一下,加上战争消耗,使得宋朝本来还过得去的财政变得拮据起来,不得不开始加重赋税。
而后面掌权的史弥远那是卖国有数,治政无方,宁宗朝前期比较廉洁的吏治从此开始败坏,贪污腐败之风大盛。
于是,海商不但要承受更加沉重的赋税,还要被官吏巧取豪夺,海外贸易变得无利可图。
以此时使用最多的两千料海船为例,它的载重大约是二十万斤左右,但不可能全部装货,起码有一半要留给船员商人及他们的生活物资,剩下一半才能装货。
宋朝出口的货物多达数百种,其中性价比最高,最为有利可图的商品应该是铜钱,一贯铜钱大约六斤,即便全部装铜钱也就一万五六千贯,以此类推便是装其他出口货物,价值也就差不多是万贯左右。
回航之时,如果装的是一船乳香,大约价值二三十万贯,但那要去大食,而大多数宋商为降低风险,只是到东南亚诸国,带回来的货物大约价值六到八万贯。
一来一回的毛利润最少也有六七倍,这买卖自然十分诱人。
正常时候,将所有方式合计在内,宋朝官府一般是抽取十分之三,算下来就是两万多贯,再减去运费成本,货物成本,海商还有四万贯利润。
在这样的情况下,人们从事海外贸易的积极性高涨,踊跃出海。
可是当税赋加重到一半,再有官吏的侵夺敲诈,又有蒲家这样的大商贾操纵市场,那海商的利润就要降低到两万贯以下了。
看起来还有得赚,然而很多中小海商是靠借贷来筹措本钱的,此时民间借贷利息通常都是一倍,那这不到两万贯填进去还能剩多少?
一不小心,怕是连裤衩子都要赔进去,因此海商大量破产,越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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