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宋的官员数量确实多,即便是南渡后,丢失一半领土的情况下,也一直维持在四万人左右。
对比一下,唐朝极盛之时,官员数量也不过一万八九的样子。
据推测,唐时人口大约有八千万,宋代最多时有一亿多人,南渡后也大约还有七千多万,笼统一些计算的话,唐时四千人养一个官,宋代两千人养一个官。
因此无论从总量还是比例来说,大宋的官员确实太多了。
但真的多么?
其实生产力在发展,社会在进步,政府的组织能力和行政效率都在提高,官员比例的增加是很正常的。
在后面明朝中期,有十万文武官员,摊下来是一千人养一个官,到了后世时,那些发达国家中已经接近十比一了。
当然,这里说的官员并没有包括数量更加多的胥吏衙役在内,他们虽然不领朝廷俸禄,本质上还是靠百姓供养,不过即使算上他们,这比例也远远不如后世。
因此在赵孟启看来,官员数量多并不是问题,问题在于这些官员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,光拿钱不办事,盘剥百姓倒是从不放松。
大宋为了解决冗官问题,从太祖开始,前后进行过十多次改革,主要做法基本都是省并衙门,裁撤官员,却都以失败告终。
也有人意识到真正的症结所在,比如王安石改革时,他就不再裁减官员,反倒增加官员俸禄,目的是‘高薪.养廉’,减少贪污受贿,提高官员办事效率,甚至建议对胥吏也施行俸禄制。
从某种角度来说,宋代朝廷其实是‘小政府’,倡导的是皇权不下乡,基层社会都是由乡绅代为管理,一个县里,真正有品级领俸禄的官员也就那么小猫三两只,行政要依靠数量更多的胥吏。
这种方式,看似减少了国家财政支出,实际上乡绅和胥吏都在用各种方式索取利益,对百姓来说,行政成本并未减少,反而更大可能是增加。
王安石的本意就是把隐形成本制度化,统一纳入到国家管理中,而实际上,他这种改革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效果,只可惜这种从上往下的改革存在太多漏洞和错误,也难以稳定持久。
论政治智慧和施政手段,赵孟启自认为是远远不如王安石的,此时的环境也不允许他在官制方面大动干戈,所以他打算换个方式试试。
从下往上,利用田庄改制,试验建立基层管理机构,成功后再慢慢向上层延展。
赵孟启侃侃而谈,表述着自己的观点,“豪强隐漏转嫁税赋,胥吏渔利百姓,其实都是管理缺失造成的,与其这样,不如官府把缺失填补,拿回被‘偷走’的税赋,将应有的职责都担负起来,建立基层组织,如此才能尽可能做到取之于民,用之于民。”
“基层组织?”吴潜念叨着这个词,然后有些不解的看向赵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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